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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良品:

ps 纯粹是因为发现这里面还有沈从文参与，而又看过沈从文《烛虚》也谴责高学历时尚高贵的太太小姐们的堕落生活，居然在这件事上是徐志摩林徽因这一边的（因为在沈从文北漂的时候，徐志摩帮助过他，成为朋友）圈子都是复杂的，我也只是八卦自我娱乐下.....

钱钟书的《猫》—— 林徽因和12位民国文豪被讥讽

钱钟书自小便口无遮拦，因此常常得罪人，到了清华后，更是超凡脱俗，因此不少人都说他“狂”。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毕业之时，外文系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当时钱钟书夫妇和林徽因夫妇同住清华园时，两家的猫经常打架，护猫心切的钱钟书为此和林徽因起了冲突，再加之看不惯林徽因的做派，他就写了一篇名为《猫》的短篇小说，借以影射批判林徽因。

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李夫人”，家世背景、人才体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以林徽因的“事迹”为素材的。他在《猫》里写道林徽因的双眼皮是去日本割的，说梁思成的毕业论文是外国人代写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句：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

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猫》这一小说中，除了林徽因被讥讽之外，还有众多民国文豪也不幸中枪。

按照书中的人物出场顺序来排的话，被钱钟书影射的民国文豪共有以下12人：

01，齐颐谷似指萧乾。盖因萧曾撰文写首次见林徽因之场景，颇相似。
02，李建侯、爱默二人，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语言极为酸刻。
03，爱慕女主人的诗人即徐志摩。
04，政论家马用中即罗隆基。
05，袁友春即为林语堂。
06，亲日作家陆伯麟，代指周作人。
07，科学家郑须溪，似指周培源。
08，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影射胡适。
09，作家曹世昌，应为沈从文。
10，文艺批评家傅聚卿，似指朱光潜。
11，画家陈侠君，似指常书鸿。
12，此前有人曾称金岳霖与梁宗岱亦在被影射之列。

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林徽因形仇记

小说连载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当时副刊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沈从文。沈从文对冰心当然是尊重的，但从感情上说，或者从文人的圈子而言，他不属于冰心的燕京派，而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人走得更近。小说连载时，作为小说家沈从文，自然能掂量出它的分量，但也可能感觉到了些什么，因为沈从文便是进出“太太客厅”的重要一员，并且将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蚕》的作者——萧乾，带进了“太太客厅”。

显然，不知道沈从文以什么方式，向尚在山西做文物调查的林徽因传递了某些信息。林徽因也是读了作品的，才有了她的得意之作，诚如她自己向李健吾所言，送给冰心一坛山西老陈醋。“吃醋”在中国是有明确指向的，你调侃太太客厅，我让你“醋上”加醋。是不是真有其事，无从考察，但文人之间的战法还是符合林徽因身份的。

包括萧乾、陈意等人，认同作品是讽刺林徽因，应该说基本出自林徽因的自认或他议。而后人以至网络时代的指认与指责，一般认为，以才貌而言，冰心都敌不过林徽因，林徽因在“太太客厅”大出风头，冰心觉得不爽，于是出此损招，挖苦、讽刺、宣泄一通。

冰心两性观念的传统与严谨，她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在初入文坛时便已确立，并且未因成名、未因时空转换而有所变化。她在接受彭子冈的访问时，明确主张不寻与不写因了自身的原因而制造出的爱情烦恼。对于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被外界造得沸沸扬扬，冰心既不理解，更不认同。尤其是对徐志摩四处“拈花惹草”的举动，对他在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持谴责的态度。其实，冰心大可不必动容，因为任何人与任何家庭，都有各自的生活与生存方式，冰心的过错在于扮演了“拯救者”，以诗文方式，无意间介入了林徽因的私生活、影响了他人的生活方式。冰心虽然留学美国，懂得尊重他人个性与私生活，但对林徽因与徐志摩，似乎没有把握住自己。

1930年冬，林徽因因病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来年初被诊断为肺结核，医生认为必须马上疗养。这时的梁思成尚留沈阳，徐志摩恰恰也从上海来回北平之间，开始在北大等校兼职执教。林徽因遵医嘱，来到西郊香山进行疗养。恰如冰心在青山沙穰疗养院疗养一样，自然有不少人上山探望，徐志摩自然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本来就有一些“浮言”，这香山病中的浮言，就更甚了。加上林徽因病中无聊，开始写诗，徐志摩又大作“欣赏状”，这就使得浮言从嘴上游到纸上，加上许多的不知情，又加上传播八卦时添油加醋的陋习，所以，浮言入冰心之耳，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样儿的了。因而，当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通过沈从文向她邀稿的时候，冰心写了一首长诗《我劝你》，与林徽因的诗《激昂》，同时出现在刚创刊的《北斗》上，《我劝你》还成了创刊号的重头作品。

这是一首什么诗呢？恰如标题所言，一首明明白白的劝诫诗，具有强烈的劝导与说教意味。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在这首诗里，冰心的劝告对象显然是一名已婚女性，她美丽高贵，却身陷婚外恋情中，且对象还是一名浪漫诗人。冰心对女子发出警告，劝她不要真诚和心软，因为诗人是在用充满剧情和诗意的美丽谎言投合她的爱好。冰心还暗示如果继续这场爱情的游戏，女子的‘好人’丈夫将会离去，女子也将停留于迷途不得返，而这场游戏却只是诗人无穷游戏的一场，因为诗人又寻到了‘一双眼睛’”。（黄艳芬《“教婆”应为冰心》，《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这是后人的研究，在当时，联系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浮言，人们很容易产生联想。

对于诗的寓意、寓指，丁玲写信告诉了代为邀稿的沈从文自己的看法。沈从文则又写信给徐志摩，不指名的称诗的作者为“教婆”，并且对“教婆”的说教不以为然，信中说：“我这里留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显然，林徽因怎么会接受劝诫呢？林徽因是一个会接受劝告的人吗？恰在此时，徐志摩飞机失事，又是因为赶来听林徽因的演讲，文坛一片哗然、惋惜，痛失诗人也感叹诗人。冰心便是那不同声音中的一个，在给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写信时，表达了她的谴责之情：

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冰心致梁实秋）

冰心的信并不是当年写的，而是一年之后，文坛一些人又在沸沸扬扬地纪念时，说给梁实秋听的，并且他们还可能曾就《我劝你》有过话语，所以信中有“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的诗”的文字。信中“‘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冰心用了引号，不是一句虚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文洁若陪同萧乾去看望冰心，谈到费正清书中写到徐志摩当年在英国怎样热烈追求过林徽因。冰心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接着，冰心随手在案头的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十个字：“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并回忆说：“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来看望过。这两句话就是徐志摩当时写下来的。他用了‘骷髅’、‘磷光’这样一些字眼，说明他当时已心灰意冷。”8天之后，徐志摩鲁境失事。作为写给梁实秋的私人信件，当然不是发表之作，但是，也不可能仅是梁实秋一人可以看到，熟人之间互相传阅信件也是常事，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时，这种传阅的可能性更大。那时，沈从文也在青岛山大任教，所以，林徽因知道信的内容，也是可能的，而冰心的这些话，与她当时对徐志摩的悼念、思念，真是冰火不相容的。

一年不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出来了。由于有了这些前嫌，林徽因的感情波澜可想而知。但她毕竟是大家闺秀，表达感情的方式显得相当地节制而艺术。但也真正地结怨了，绝交是不用说的，并且一有机会，便要说上几句。

“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迁到大后方，林徽因、梁思成的营造学社迁到昆明郊外，冰心吴文藻在一年之后也去了云南。1940年秋，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校友的名义，邀请冰心到重庆参加抗日，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恰遇吴文藻在云南大学人类学讲座受阻，所以，决定全家迁至重庆。冰心要“搬家”，要到“到重庆做官”，一时惊动四邻。羡慕、嫉妒、议论与不屑，在云大、在西南联大、在昆明传来传去。

林徽因向远在美国的费慰梅写信，借此相讥：“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 

“Icy Heart” 即是冰心，一个带有贬义性质的英直译，此时，连直呼其名都不愿意，可见情绪之强烈。这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既是《我们太太的客厅》结怨的延续，也是因为这样的事实：“我们将乘卡车去四川，三十一个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一个车厢，一家只准带八十公斤行李……”强烈的反差，令心气高傲的林徽因难以接受而又无可奈何。正如她自己所说，这就是生活。

不仅是林徽因向她的朋友圈子说冰心，她的朋友圈子里的人，有时为了林徽因也拿冰心来说事。1941年12月3日，傅斯年来到李庄镇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住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才知道不但林徽因长期患的肺结核加重，而梁思成的弟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也一病不起，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傅斯年闻听大骇，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挽救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的生命。于是，傅氏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这本来是一件善事，但信中却也把冰心拿来垫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在冰心与林徽因的关系中，这里始终有一个人在中间起作用，就是多次提到的沈从文，林徽因称之为的“沈二哥”。沈从文因为在“北漂”最艰难的时刻，得到了徐志摩的相助，从此感念在心，当徐志摩飞机失事后，立即从青岛赶赴现场，其情感人。因为徐志摩而交好林徽因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他不可能对恩师的人生与两性观念持反对的态度，而自己早年与丁玲、胡也频之间的友情，也表示了他与徐志摩的观念相通。因而，尽管他在文学上视冰心为前辈，但在生活观念尤其是两性观念上，显然不是冰心的同道，因而，有关冰心作品的传说以及他对冰心作品的感受，便可能带上某种情绪而传递给了对方，“沈二哥”在徐志摩、林徽因、丁玲等人之间，真正成了他自称的“乡下人”。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萧乾最早说过《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写林徽因，因为萧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稿子由他编发，而他与冰心的关系亲近，称其为“大姐”，他的话可信度似乎毋庸置疑。有的传记中还有具体的描写，说冰心写完几页便被萧乾取走几页，所以才断断续续在报纸上连载一月有余。这完全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传说。1933年9月，也就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写作与发表的时间，萧乾刚刚从辅仁大学英语系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他的小说《蚕》尚未发表。那时文艺副刊的主编是杨振声、沈从文，后者也是刚刚从青岛大学的教职位上聘入。萧乾进入《大公报》是燕大毕业后的1935年，并且开始不是主编《文艺》副刊，而是《小公园》。但是一般的读者不去做此深究，而研究者也忽略了基本的事实，所以，所谓由萧乾发布的“信息”，便在大众中传来传去，以至转到对当事者人格人品的好恶上来。

沈从文：烛虚（节选）

1939年 昆明

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女子教育在个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种古怪联想。一是 《汉书-艺文志》小说部门，有本谈胎教的书，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还保留了一鳞半爪。这部书当秦汉时或者因为篇章完整，不曾被《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部杂书引用。因此小说部门多了这样一部书名，俨然特意用它来讽刺近代人，生儿育女事原来是小说戏剧！二是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 《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X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三是帝王时代劝农教民的《耕织图》，用意本在“往民间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宫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图》在一个平常农民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时，忽然一变而成中国艺术品，非常重视。这可见一切事物在“时间”下都无固定性。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价值，多与原来情形不合。 

现在四十岁左右的读书人，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五四运动谈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学到大学，若问问什么是她们必读的书，必不知从何说起。正因为没有一本书特别为她们写的。即或在普通大学习历史或教育，能有机会把《列女传》看完，且明白它从汉代到晚清封建社会具有何种价值与意义，一百人中恐不会到五个人。新的没有，旧的不读，这个现象说明一件事情，即大学教育设计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无计划。这无计划的现象，实由于缺乏了解不关心而来，在教育设计上俨然只尊重一个空洞言词，“男女平等”，从不曾稍稍从身心两方面对社会适应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个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尤其显著触目。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这类型的三种样式。 

某太太，是一个欧美留学生，她的出国是因为对妇女解放运动热心“活动”成功的，但为人似乎善忘，回国数年以后，她学的是什么，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义在社会上讨生活，依然继续两种方式“活动”，即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几个同志，都是从麻雀牌桌上认识的。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意义，她也从不曾思索过。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有荣誉，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层妇女，事实上她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无可疵议。战争后尚因事南去北来。她的事也许“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密切。为人热忱爱国，至少是她在与银行界中人物玩扑克时，曾努力给人造成一个爱国印象。每到南行时，就千方百计将许多金票放在袜子中，书本中，地图中，以及一切可以瞒过税官眼目的隐蔽处。可是这种对于金钱的癖好，处置这个阿堵物的小心处，若与使用它时的方式两相对照，便反映出这个上流妇女愚而贪得与愚而无知到如何惊人程度。她一生主要的兴趣在玩牌，她的教育与门阀，却使她作了国选代表。她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真正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回昆明。 

某贵妇人，她的丈夫在社会上素称中坚分子，居领导地位。她毕业于欧洲一个最著名女子学校，嫁后即只作“贵妇”，到昆明来住在用外国钱币计值的上等旅馆，生活方能习惯。应某官僚宴会时，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两百元，散席后还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后却向熟人说，云南什么都不能吃，玩牌时，输赢不到三千块钱，小气鬼。住云南，两个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务机关便利，无不从香港买来，可是依然觉得云南对她实在太不方便，且担心孩子无美国桔子吃，会患贫血病，因此住不多久，一家人又乘飞机往香港去了。中国当前是个什么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国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一个有权势的官太太，如此而已。 

这三个上等身分的妇女，在战争期有一个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这种现象我们如不能说是命定，想寻出一个原因，就应当说这是五四以来国家当局对于女子教育无计划的表现。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她们如何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种方式训练她们，学校对她们生活也从不过问，一离开学校嫁人后，丈夫若是小公务员，两夫妇都有机会成为赌鬼，丈夫成了新贵以后，她们自然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 

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表现在文字上行为上，都很激烈很兴奋，都 觉得世界或社会既因人而产生，道德和风俗也因人 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 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 “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

初期白话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多数只反映出两性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建设一个新观念，这新观念就侧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说，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学校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愚而无知的政治上负责者，俨然应用下面观点轻轻松松对付了这个问题：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学你们看来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们意思办。” 

于是开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学。正因为等于在无可奈何情形中放弃固有见解，取不干涉主义，因此对于男女同学教育上各问题，便不再过问。就是说在生理上，社会业务习惯上，家庭组织上，为女子设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论的各种问题，从不作任何计划。换言之，即是在一种无目的的状况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们若对过去稍加分析，自然会明白这八年中不仅女子教育如此，整个教育事实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过，这八年正是中国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涂时代。